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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思现象”解读

2005-12-13 16:31:00   来源:   关注: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5年5月11、13、17、18日第4版
新闻背景
洋思:一所创造神奇的乡村初中
天星,长江下游江苏泰兴的一个小镇。如今教育圣地般遐迩闻名的洋思中学,就诞生在这个曾经是“江潮涌满”的江北小镇上。从1980年创办、1981年开始招生,到今天成为江苏省模范学校、先进集体、文明单位乃至全国初中教育的“一面旗帜”,洋思人将他们20多年的校史分成“前10年”、“后10年”和“新10年”:
1981年到1991年,这是“厚积”的10年——他们不唯条件论,“弱”而思“改”思“变”,移植嫁接小岗村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把“包”字请进校园、课堂,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提高教学质量上塑造洋思。
1991年到2001年,这是“薄发”的10年——他们与时俱进,乘势而上,通过总结“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改革经验,不断丰富教育教学改革的内涵,响亮地提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让每一位学生家长满意”,在“做强”的基础上“做大”洋思。
如今,洋思人已经豪情满怀地开始了他们的“新10年”:与时俱进,超越自我。
洋思的“崛起”和“暴发”是一种神奇。
她的质量是神奇的——在这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虽然生源来自五湖四海,基本上都是些“难教”的学生,但是洋思人总能魔幻般地“化腐朽为神奇”,让他们带着成功的喜悦,满意地走出校园。
她的发展是神奇的——在这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发生”,13名教师(其中公办2人,民办5人,代课6人),7亩多荒地,2万多元资金,20多年之后,教职工近300人,校园占地近百亩,固定资产7000多万元,洋思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洋思的效益也是神奇的——在这里,“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昔日“三流的硬件,三流的师资,三流的生源”的“三流学校”,如今成了“要求送子女来读书的家长多,前来考察、调研、学习的领导、专家、教师多,应邀外出讲学、讲课和获得省级以上表彰的教师多”的“三多学校”,从“三流”到“三多”,洋思人取得了令人敬畏的办学效益。
“洋思现象”解读(A篇)
办学:为了谁?
——解读洋思人的教育思想
学校办学为了谁?洋思人说是为了学生,是为了学生家长。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一个家长都是上帝,每一个学生都是天使。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家长满意。他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教好。为此,他们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作为标语写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更作为思想落实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每学期都要多次举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演讲比赛,校报、班报也特意开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专栏,教师每天都要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校歌,校园处处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氛围。
洋思叙事
之一: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
洋思人的教育思想源于他的当家人——校长蔡林森。
蔡林森有两子一女,三个孩子小时侯就近在老家的小学里读书,成绩都不太理想。大儿子上一年级时,不识数,跟不上班;二儿子上四年级时,曾经把成绩报告单上的算术“68”分改成“88”分;小女儿小学毕业时,成绩全班倒数第一,是全镇26名未考取初中的学生之一。小学老师对蔡林森摇头叹息:“你的孩子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到了上初中的年龄,三个孩子先后离开老家,进了洋思中学读书。蔡林森义不容辞地成了三个孩子的“辅导老师”。他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使三个孩子慢慢学会了自学。读完初一,他们都一跃成为优秀生,越学成绩越好。后来,大儿子考取上海交大,小女儿考取华东师大,并先后赴美留学。现在,大儿子已获得博士学位;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入了党,提了干。
活生生的事实引起蔡林森的深思:如果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去教每个学生,还有哪个学生教不好呢?由这个朴素的教育思想出发,蔡林森带领洋思的老师们开始了一项平凡却是伟大的教育实验。
之二:“差生”也是“宝”
每年暑期未到,许多学校(包括一些名校、重点校)就早早地拉开了架势,全力以赴大打“生源”战,种种形式的招生广告铺天盖地,而洋思中学却是静悄悄地没有只言片语,只在七月上旬眼见人满为患时,才在媒体上登出“招生已满,概不接收”的字样,以免远道涌来的家长们白跑一趟。多年来,凡到洋思求学的,不管人多调皮,成绩多差,学校都一律收下。
不选择、不挑剔学生,在同行们看来是那样不可思议。但是,洋思人就是真的这样实实在在做了。他们难道不知道生源对于学校的重要?蔡林森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好学生是“宝”,“差生”也是“宝”。
几年前,有些人曾经这样议论:好学生留在城里,差学生送到洋思去。洋思好象是“工读学校”似的。洋思的老师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蔡林森却笑着说:大家不要“作气“,我们应当感到自豪才对。这就像给人看病一样,小毛病卫生室就能处理,大一点的要送医院,疑难杂症就要看专家门诊。家长之所以把通常认为”教不好“的学生送到洋思来,就是因为相信我们能把他们的孩子教好。洋思人有十几年成功的实践经验,有蔚然成为风气的爱生传统,有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2001年秋学期,尽管洋思一再扩班,但还是有200多名“特差生”难以进门。这些学生家长很激动:“我们就相信洋思,来了就不想回去!”面对家长一双双殷切期待的目光,洋思领导班子紧急磋商后决定:全部收下。
家长心中有杆秤。曾经被认为“教不好”的孩子在洋思有了长足的进步,家长们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洋思中学。邻市来洋思中学读书的孩子1998年只有一个,2000年就增加到100多个;2001年来了近400个。如今,除了台湾地区以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有学生在洋思求学,洋思中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初中”。
之三:“三清”运动
教好“难教”的学生谈何容易?
为了教好“难教”的学生,洋思中学每周都搞“三清”运动。所谓“三清”,就是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就是要求学生向每节课要质量,向每天要质量,向每周要质量,做到“课堂上能掌握的不留到课后”、“今日事今日毕”、“适时温故知新,巩固提高”。一着不让,一天不松。这样的道理说起来简单,但真正按这个要求做起下去,那实在不是一般的难。
“三清”中,最重要的是“堂堂清”。只要每堂课都力求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当堂完成作业,那“日日清、周周清”才有可靠的保障;“日日清”就是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学习任务,如果日日清不了,每天留下的问题积重难返,仿佛“阴天拖稻草”越拖越重,那样“周周清”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洋思的每个班都按学科建立了学习小组,小组间正常开展学习竞赛。为了小组的荣誉,课上,无论是自学、讨论,还是知识检测,小组内成员都互帮互助,互督互查,毫不马虎;课后,对当堂清不了的学生,小组内成员分工负责,例题、习题、单词、背诵段落,一一帮助他(她)过关。一次“清”不了,就两次、三次……一般经过“二清”、“三清”,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做到“日日清”,极个别仍不能“清”的,再由老师帮助他(她)“清”。
“周周清”同样不可或缺。他们实施周五验收制度,主要验收数学、英语两门学科,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当验收组长,任课老师和班上的尖子生当验收员,班与班对调验收。“清”不了的内容,由任课老师利用双休日落实补救措施,再接受验收。南京来的一名学生,有一次周末该清的内容未清,按规定不能回家,但是因为想家,加之父母求情,班主任还是同意他回去了。蔡林森知道后,让班主任打电话告诉家长:洋思不是保险箱,如果不能做到“周周清”,就不能保证有进步。家长听了还是把孩子送回了学校,直到完成“周周清”的任务。
“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是一个既定的目标,学生、教师甚至家长都感到有了责任,于是一起铆足了劲。现在,需要周末留下来“清”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之四:从“最后一名”抓起
到洋思中学来读书的学生,除了施教区外,大多是所谓“难教”和“教不好的学生”,有的学习成绩在原来学校甚至是倒数第一。
抓“最后一名”学生,洋思人有三个“锦囊妙计”。
一是合理分班,调动竞争的力量。2001年他们将初一200多名两门功课不足120分的学生,按照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搭配,平均分到两个分校20个班级,并分别与分校长、班主任签订“目标教育责任状”,定期对这些学生的转化情况进行验收。优者奖、劣者罚;二是结对帮扶,调动合作的力量。班主任将这些学生安排到教室前排的位置,与优生同桌,结成学习对子;三是特别关注,调动情感的力量。课上老师提问最多的是这些学生,释疑、点拨最多的是这些学生,课后谈心交流最多的是这些学生。全方位的人文关怀使后进生有了自尊、自信。
在洋思,流传着许多“教不好的学生”被“教好”的故事。1997届一位姓凌的学生在原来的学校是公认的“三不学生”——上课不听讲、不做作业、不接受老师教育,“两打”——打游戏机、打架。转进洋思一个月后,恶习全改掉了。他告诉爷爷,在洋思找不到不学习的学生,想打架找不到打架的人。毕业时,他以610分的高分考入了省重点中学。
“最后一名”学生有了进步,自然水涨船高。在洋思,我们随手翻看了初一英语最近一次检测:初一20个班,1000多名学生,多数都是100分,没有一个90分以下的;最好的班与最差的班平均分相差还不到1分。学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差生的学科”,学校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差生的学校”。
之五:让每一位家长满意
在蔡林森的心目中,家长永远都是学校的上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与一些学校“笑脸迎领导,冷眼看家长”不同,蔡林森经常对教师说,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是对我们的信任;评判一个学校办的好不好,“主裁判”不是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而是学生家长,是广大人民群众。学校就是要“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
蔡林森是这样说的,也是带头这样做的。
每学期,学校都定期召开家长会,会上年级组向家长做出承诺,汇报践诺情况和今后打算,请家长监督。学校设了6个校长信箱,欢迎家长随时提出批评改进意见。每个月,学校都要发一份问卷调查给每位家长,征求家长对教师、对教学、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填好的问卷不交给班主任,学生回校时交到门卫处,而大量的统计工作都由学校领导亲自完成。
到洋思上初一的学生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都是第一次远离亲人,他们在洋思学习、生活的怎么样,是家长时刻牵挂的。洋思中学坚持“从学生进校第一天抓起”,不仅抓学生的学习,而且抓行为习惯的养成,从细微处关怀学生。在走访中,我们听到了不少感人的故事。比如今年进校的一位外地学生,初来时因为担心被蚊子咬,在厕所里大便拉不出,班主任马老师便一连几次陪他上厕所,为他扇蚊子,直到他习惯。家长得知后万分感动。此外,为了让学生冬天吃上热饭菜,学校定做了几百只泡沫蛋糕盒盖,将每个饭桌上的饭菜罩住;为了安全和减少噪音,将教室里的吊扇全部改装成小型的摇头壁扇;生活指导老师每次先把冷水放掉,再安排学生进去洗澡。
这些小事处处体现了洋思人“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理念,因而赢得了家长的称赞和信任。
面对面
真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吗?
笔者: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洋思人引以为豪的办学思想。但是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提法过于绝对化、不科学,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异,有教好的学生,就有教不好的学生,准确的提法应是“每个学生都可能教好”。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蔡林森:
的确,1985年我们学校就提出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句响亮的口号。这里的“好”是什么标准?不是用一把尺子,搞一刀切,要求达到同一标准,不是叫差生也能考上北大、清华,而是指每个学生尽管基础有差异,但经过教育,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明显的进步,优生更好,差生进步很快。进步了就是好,家长就满意。再说,这个 “好”既包括着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又包括着养成良好习惯,提高自身素质等各方面。我校20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观念是切合实际的,是科学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是走出困境办好学校的传家宝。即使有个别学生没能教好,那是因为个别教育工作者缺少经验或者努力不够造成的,也不能证明“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个观念有问题。这如农民种庄稼那样,农民看见庄稼生虫子,他不会怪庄稼不好,他会想,我为什么没有除虫呢;看见庄稼瘦了,他会想,我为什么没有施肥呢;看见庄稼枯了,他会说我为什么不浇水呢?一句话,他相信,每一棵小苗本来都可以长好,如果出了问题,是农民自己的责任。
确立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思想,师生就有了信心,有了力量,有了智慧,就会想方设法地去追求成功,教师才能真正实施平等教育,真心实意地用心血、下真功夫去教育每个学生,坚持不懈地把温暖送给最困难的孩子,帮助每个差生补课(因为差生多数是缺课,问题成堆,逐步丧失学习信心和能力而形成的),差生看到希望,顽强拼搏,必定不断进步,走向成功。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相反,教师一方面整天埋怨生源差,泼冷水,开口闭口讲“这个不能教好,那个不能教好“,而另一方面强迫学生做作业,干这样、干那样,这种教育自相矛盾、虚假得很,把学生搞糊涂了,以为自己木已成舟,只得被动应付,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教师对差生撒手不管,甚至连作业也不给他改,那更糟,差生将会更差,甚至闲则生非,走上邪路。这是什么样的教育呢?我认为,相信不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教好,这是真教育还是假教育的试金石。相信,你才能真心实意地,想方设法地去教好;不相信,你的工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搞形式主义的,被动应付的。
坚持并努力教好每个学生,是人民教师的理想,是人民教师一辈子的追求,是人民教师起码的道德,是人民教师应尽的义务,是办好学校的需要,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巩固“普九”成果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需要。
“让每一位家长满意”是否意味着媚俗?
笔者:
您不止一次说过,洋思人办学就是要“让每一个家长满意”,应当说这是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办学思想的补充:教好每一个学生是“因”,让每一个家长满意是 “果”。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您的这种提法有“媚俗”之嫌:“家长满意”的无非是自己的孩子能考出高分、考上重点,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和使命,一味强调“让家长满意”,其结果必然是教育自己“失身”。对此您怎样想的?
蔡林森: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记得几年前,我参加江苏省的一次小型的品牌教育研讨会。会上我发言讲到要将评判教育品牌的权利还给家长时,一位大学教授插话,表示相反观点,说什么家长水平低,教育观念陈旧,家长要的是自己的孩子考高分,家长要的是搞应试教育……当场,我激动地站起来说:的确,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好,能考高分。但是,我可以跟你打赌,你到我校调查一下,我校有3000多学生,没有一位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品行好,即使家长是劳改释放犯,也对老师讲,孩子到洋思首先要能成人,也没有一位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的身体好,他们关心孩子吃好、睡好、防病、治病。家长见孩子有特长能唱会说就就格外高兴。所以,我认为家长是真心实意地要孩子全面提高素质的,因为这关系到孩子的未来。至于素质教育难推进,责任不能推给家长,主要是因为教育工作者,一是图省事,以为分数是硬任务,其它是软任务,就只应付硬的,放松软的;二是不懂得协调发展,不知道中考、高考的高分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中考、高考的状元,一般身体素质、思想素质都是挺好的),而是就教学抓教学,加班加点,搞应试教育……会后,对我的发言,议论不一。据说,今年华师大一名教授,也提出了应该由家长评判学校的观点。
顾客、用户最了解产品,最清楚正宗还是伪劣,用户最有发言权,伪劣产品即使广告吹上了天,也没人买。同样,家长最关注学校、最了解学校,最能大胆地、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中的问题,家长的评价是公正的、真实的,甚至是毫不留情的。也许他们没有专家的理论水平高,但其评价的结果不比专家组到学校短时间看一看、听一听差什么。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同样,推动学校发展的动力是家长,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学校的教育与家长的要求是一对矛盾,始终存在。这对矛盾解决得越快、越好,教育的发展也就越快、越好。多少年来,我一直重视家长的意见,家长的意见帮我尽快地查找到问题,狠抓了薄弱环节,即使家长提出难办到的、太苛刻的,甚至使人听了恼火的意见,我也认为很有价值,可以是我们改变思维,探索新路,以适应新的形式。我一直提醒老师要尊重家长,倾听家长意见,改进工作。记得1998年,放暑假的那天,一位工作不久的年轻女教师与家长争吵,为的是一篇作文没有改。教师强调学生没有交。我当场指出:怎么说都是教师的责任,这位教师向我发火,说什么:“你什么都是听家长的,把家长当老子……”因为家长对这个老师不满意,我就把她辞退了。
我校走出困境、不断创新离不开家长的关心、支持,学校的成果也凝聚着家长的心血。我校努力教好每个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就是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专家视点
办学:就是要让人民满意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陈敬朴
洋思人把“教好每一个学生”作为天职,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作为教育信念,把“让每一位家长满意”作为教育实践的终端评价;其教育思想与办学思路与大多数学校完全不同。
一、“教好每一个学生”是义务教育的底线,体现了实实在在“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对于具体学校,教育思想是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灵魂,是教师能否按教育规律教书育人、校长能否按教育规律办学的根本保证。
在学校里,学生不是抽象的“集体、整体”,而是一个个有个性的主体人,必须促进每个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教好每一个学生”,对任何一个学生的偏见与偏爱都是对教育使命的亵渎。当一些学校千方百计抓“尖子生”而放任“差生”时,洋思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显得多么可贵!
二、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从美好的教育理想内化为坚定教育信念,再外化为一种改革试验,是对传统“应试教育观”与“功利办学观”的勇敢挑战。从古至今,办学者借助考试把受教育者分出三、六、九等以选择“尖子”,中小学概莫例外。于是,“差生”成为“教不好的学生”代名词。实际上,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差生”;只有“差”的教育。决定教育质量的不是学生考分,而是学校的办学思想、教师的教育观与教育过程控制的科学水平。
多年来,“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似乎不可信;面对“考分低”而叹息遇上“教不好的学生”者,比比皆是。洋思人则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并在办学实践中不断证实这一假设,步步向“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办学目标逼近。
办学目标又称学校组织目标,它是落实国家教育目标而确定的教育任务:即根据本校所处教育层次与教育类型,在一定时间内使一定数量学生达到一定质量规格。从理论上讲,国家教育目标控制学校组织目标,学校组织目标控制校长管理目标,校长管理目标控制管理措施。洋思人将“教好每一个学生”作为学校组织目标时,把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一教育理想内化为教育信念,再外化为一种教育实践。
当一些学校为保住“升学名次”而把“差生”挤出校门,奉行一种既有“升学名次”又有“创收利益”的“功利办学观”时,洋思不选择学生,凡到洋思求学者,不管多调皮,成绩多差,一律收下。把“教好每一个学生”作为学校组织目标,真有一种力挽狂澜的气魄。事实证明,由于他们通过师资培训与管理机制保证改革实践定向有序,终于证实:只要教育思想科学、办学目标正确、管理措施得当,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三、从“让每一位家长满意”到“应当让人民满意”,洋思人对办学规律的探索已由感性到知性,需要指向理性求真。知性,又称“悟性”。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知性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构成有条理的知识,但它所能认识到的只是“现象”,理性则要求对“自在之物”、“本体”有所认识。(哲学辞典1985)
洋思人的教育思想源于校长。蔡林森三个孩子小学成绩“一个不如一个”,进了洋思中学,在蔡林森启发辅导下,孩子学会自学,一个个优秀了。他没有停留在感性经验上,“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条理化”,由丰富而成功的感性经验“悟”出可以“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去教每个学生”。从此带领老师们开始了“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的试验。这是由感性到知性的探索,符合人的认识事物的规律。
所谓“让每一位家长满意”须有一个逻辑前提:即家长们认识教育规律。升学考试压力如此残酷,家长们便把孩子“学习有效、升学有望”作为评价办学的依据。因此,家长不满意固然不行。但是,家长满意的也未必正确。这如“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道理一样。在现实利益分配上,当然应“少数服从多数”;但对“求真求实”而言,“让多数满意”冒的风险更大。中小学“为学生未来一生打什么基础”正是求真求实的远大事业,需要面向未来、综观全局而处置。
基础教育对应着人格形成和发展最重要的童年和青少年阶段,学校教育全部内容都应围绕于此,并成为一种基础性的、非功利的素质教育。当今违法犯法者,走向两极:除了文盲、法盲、流氓,越来越多的是高学历、高智商、高能力者。后者当初无一不是学校宠儿。因此,任何学校都要认真冷静地思考:自己学校的底线应设在哪里。
洋思人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之路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改革探索中锤炼创造的。赞誉给予洋思人“行与知”新的生长点而不是负担。“应当让人民满意”的目标指向正是理性求真之路;求阵之路为终身跋涉之旅,轻装上阵吧。
洋思现象”解读(B篇)
课堂:怎样教?
——解读洋思人的教学理念
到过洋思的人都知道:“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是洋思人教学致胜的法宝。所谓“先学”,不是学生漫无目的地学,而是在教师简明扼要地出示学习目标、提出自学要求、进行学前指导后,学生带着思考题在规定时间内自学指定内容,完成检测性练习。所谓“后教”,也不是教师漫无目的地教,而是在学生充分自学后,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式的学习。“当堂训练”则是在“先学”、“后教”之后,让学生通过一定时间和一定数量的训练,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加深理解课堂所学的重难点。“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看上去简简单单的8个字,其中蕴含的却是深刻无比的教学理念:“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先学后教,以教导学,以学促教”,才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在洋思人看来,“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也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模式,更体现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教学思想。正如洋思中学校歌中所唱的那样:“先学后教,播下了智慧和希望。”
洋思叙事
之一:以“学”定教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学什么”、“怎么学”,谁更重要?是让“学生走向教师”还是“教师走向学生”?采访中,从我们所听到、看到的,洋思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这就是“以学定教”——根据学生的学情确定教学内容、教学策略。
洋思人是这么做的——
在每周初,备课组长带领同年级中执教相同科目的老师一起集体备课。此时,老师们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自学最有效?大家共同研究下周各课时的教学方案时,主要确定学生的自学范围、自学内容、自学方式、自学时间以及自学要求等。此外,学生自学时可能会遇到哪些疑难问题?设计怎样的当堂检测题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如何引导学生解决这些问题?等等,也是教师集体备课必须研究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教师备课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根据学生的“学”来组织进行的。
还是看看洋思初二数学老师的备课笔记吧——
教学内容:含有分母的方程的解法
学习重点:把含有分母的方程转化为含括号的方程(即去分母)
学生思考(即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
①为什么要用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去乘方程的两边?不是公倍数行不行?不是最小公倍数行不行?
②没有分母的项要不要乘最小公倍数?
③为什么分子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上括号?
……
备这一课的老师对我们说:为了让学生的自学更有效,他在备课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缩小“包围圈”,把学生的自学注意力集中到“去分母”的那一步。这么做,学生对学习目标和重点难点就很明确,注意力也就很集中。
以学生的学为本,真正做到了“教师走向学生”。
之二:教师几乎成了“哑巴”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讲非常重要。人们习惯上认为,课堂上教师“深挖洞”——讲得越多、越细、越深、越透,学生学得就越快、越好,教师带领学生“钻山洞”,总比学生自己摸索要来得更快一些。事实上,这样做容易养成学生思维的惰性——教师成了“讲师”、“话筒”,学生却成了“听众”、“哑巴”。蔡林森说,其实书本上的大部分知识学生通过自学就能解决,教师要讲十几分钟的内容,学生自学三、四分钟就大都能体会了。
到洋思听过课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课堂上都是学生在自学、思考、讨论、交流,教师讲得很少,几乎成了“哑巴”。洋思的课堂上,教师一般讲课都在10分钟左右,最少的甚至只有4、5分钟,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达到35分钟以上。理科如此,文科也是这样。因此有人错误地认为洋思的课没有听头。
还是让我们再一次走进洋思的课堂吧。开始上课了,教师三言两语,或用投影显示,准确地揭示教学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之后,提出明确的自学要求,即自学什么内容,用多长时间,如何检测等,并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学生自学时,教师通过行间巡视、个别询问,特别是通过板演、练习等形式进行调查,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中的疑难问题,对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后教”做好准备。
“教” 也是有讲究的:教什么?怎么教?其中奥妙无穷。“学生会的不教,学生不会的尽量让学生自行解决,教师少讲、精讲,只作点拨性的引导”,这是洋思人摸索总结出来的教学策略。留心一下洋思的课堂,就会发现教师绝不就题讲题,或只告诉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寻找规律,真正让学生知其所以然,引导学生预防运用时可能出现的毛病。教的方式,都是让已掌握的学生先讲(即使倾向性问题,也可能有人会),如果学生讲对了,教师肯定,不必重复;讲错了的,教师则更正。这样,教师讲的时间就少了。
洋思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几乎都是让学生自学。但是,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教师的引导点拨。教师几乎成了“哑巴”,不是说教师“无为”,而是从“一线”退到 “二线”,为学生自学、思考、讨论、答疑当好“参谋”,创造条件尽可能地让学生“有为”,让学生由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的构建,最终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对此,蔡林森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好比是在驾驶汽车,而老师好比是“引桥”、“路标”,他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走上学习的“高速公路”,不走“岔路”。
之三:“兵”教“兵”
在洋思的课堂上,经常会出现“兵”教“兵”的动人景象。这是洋思人在“后教”这个环节上,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法”:针对学生在自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练习中的错误,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让会的学生教不会的学生,教师只作评定、补充更正。
这是一堂化学课——“化合价”,学生在自学之后,教师出示检测题:标出氯化钾、氯化镁、铁、氢氧化钠中各元素的化合价。四个学生板演,教师则在下面巡视,了解学生做的情况。几分钟过去了,教师鼓励学生:“看看板演的同学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有的话请上来更正,并署上自己的名字。”课堂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学生争着上去改正错误。对铁的化合价到底是多少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2,+3,0。教师在评到这道题时,让他们分别说出理由,写“0”价的学生回答:“我认为他们说得都不对,因为铁不是化合物,而是单质,而单质中元素的化合价规定为零价。”教师进行表扬。在活跃而热烈的讨论中,教师不费一字一句,不会的学生理解了,会的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向不会的学生做了清楚的解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洋思的“兵”教“兵”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还更多地体现在课后。洋思的学生中,学习“有困难的”比较多。在课堂上,这些学习的“困难户”对知识的理解往往很不充分。对这部分学生,教师在课后都要进行单独辅导。这样一来,教师的负担和压力都比较大。洋思的学生多半是寄宿的,平时学生生活都在一起,洋思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开展了“一帮一”、“兵教兵”的活动,让优秀生和后进生搭配坐在一起,结成“帮扶”对子。
初一(9)班的张春霞家里比较贫困,学习习惯不是很好。老师让班长、数学课代表和学习委员坐在她的周围,一起负责“补差”。刚开始学英语单词时,由于学习不得法,她老是记不住,负责英语补差的学习委员利用点滴时间帮助她过关,还组织全班同学每人教会她一个单词。另外,班级成立助困组,每两个星期到她家去一次,看望安慰她的家人。她被深深感动了,各方面的表现都好了很多。冯璇是初三(1)班的插班生,刚进来的时候物理只有三十几分。教师帮他找了物理成绩较好的黄磊作他的“师傅”,“承包”他的学习。黄磊立即制定了“扶贫”计划,先让冯璇对学习产生兴趣,然后从学习的各个环节去帮助他。一堂课下来,黄磊会随时抽查课上的内容。一天下来,他们又会在一起回忆当天所学。天天如此,一段时间下来,冯璇的物理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兵”教“兵”、“一帮一”不仅有力地解决了“学困生”的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学优生”的提高。“学优生”要想帮助他人,自己就得要充分地理解,学习上也有了紧迫感,还把自己理解的知识清晰地表述出来,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提高。学者相长,这就是“兵”教“兵”的魅力。
之四:在“做”中学
让学生充分“动”起来,是洋思课堂教学的又一特点。在洋思,课堂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让学生自学——做。但自学并不是单纯地看书,在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交流。教师引导学生投入到这些活动中,让他们亲身感悟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这是一堂物理课:“什么是力”。唐月华老师为每桌配备了一组实验器材,有弹簧、木块、弹子、塑料尺、钩码、磁铁、大头针等,再引入环节,唐老师说:“下面我们来做一次竞赛,请大家充分利用桌上的器材,做有力存在的实验,比谁做得多,两分钟后汇报。”紧接着的竞赛环节中,学生们紧张地思考,尽量每件器材都试一试,思考怎样如何对其用力,课堂上学生专心致志,气氛极其活跃。学生在这种亲身实践过程中,不仅感悟到了力的存在、什么是力,而且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思维的发散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学生自学——做的过程,更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在没有自学之前知识一般都是陌生的,而通过经历自学过程,得到对这些知识的自我感悟,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由于学生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学习体验各不相同,在学习过程中达到学习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也往往有所不同,学生在教师明确目标的引导下,通过各自的亲身体验,往往对问题的解决能达到“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效果,这更是一种创新。这是一堂化学课。教学“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概念时,教师问:“为什么在概念中要强调‘这种溶液’?你们能设计一个实验来证明这四个字确实不能少吗?”课堂上讨论声顿起:有的说,“在KNO3的饱和溶液中加NaCl”;有的说,“在KNO3的饱和溶液中加KMnO4或者CuSO4”。教师因势利导:“下面就请你们做实验,注意要通过明显的实验现象来证明你们的想法。”话音刚落,学生就分别选出他们所需要的药品来实验。这个环节,学生感悟良多:对概念的理解必须抓住关键词才能理解透彻;设想必须要通过实验进行验证;要选用能使实验出现明显现象的药品。同时,学生对实验环节的多种设计,体现了学生强烈的创新意识。
之五:每节课都像考试一样紧张
许多人到洋思听课,往往只注意到一堂课老师讲了几分钟,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基本上是让学生自学,却没有注意到在洋思的课堂上学生学得都特别紧张。让学生课堂学得紧张,恰恰是洋思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效率的“玄机”之一。蔡林森将这种让学生在课堂上像考试那样紧张地自主学习的作用,形象地概括为“七能”,即:一能发现真实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二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三能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四能真正理解知识,提高质量;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思想品质和好的学习习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六能最有效地“培尖补差”;七能确保减轻学生过重负担。
仔细思量洋思的课堂,我们发现学生真的都像考试、竞赛一样紧张。所谓学生“自主学习”实际上是从上课考到下课。老师上课布置过学习内容后,就让学生读书、看书。学生读书、看书实际上等于看试卷;几分钟后教师让学生到黑板上书写,这是第一场考试;然后让学生改错,这是第二场考试;最后20分钟做作业也是考试,作业本就是试卷。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一句也不讲,将时间全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洋思的教师再学生自主学习时不讲,并不等于让学生放任自流,也不等于让学生松松垮垮,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锦囊妙计。洋思的课堂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在教师出示教学目标后先让学生读书、看书,让学生从读书、看书中领悟,然后再通过上黑板书写和当堂作业来让学生试着运用,每一步都尽可能地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走。课堂上看似平淡无奇,其实紧张无比,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学生们说,课上感到特别紧张——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一点都不能松懈;课后感到特别快乐——学得快、学得好,有一种成就感。是啊,通过紧张地自主学习,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解决了学习问题,养成了有效甚至是高效学习的习惯,他们能不快乐吗?!这是“压力产生动力,动力激发活力,活力带来效率”呀!蔡林森说:自主学习是学习,不是玩耍;越是要减轻学生负担,就越是要每节课都像考试、竞赛一样;课堂上只有让学生紧张了,教师的教才会高效,学生的学才会高效—— “紧张”是课堂教学高效的标志。
面对面
一堂课为何“只能讲几分钟”?
笔者:
洋思中学对课堂上教师的“教”和“讲”作了严格的时间规定——每节课只能讲七、八分钟,据说您满意的好课,教师一般只讲七、八分钟,甚至三、四分钟,以此每堂课保证学生至少有30分钟的连续自学时间。许多人都认为这一规定过于机械,甚至影响了教师主导作用和创造能力的发挥。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对的声音?
蔡林森:
几年前,我应邀去无锡某民办学校讲学,该校校长拿出董事会的《推广洋思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决定》给我看,他们的决定中把45分钟机械地划成几个环节,并规定了每个环节的时间,还规定不得随意变动。那位校长还问我,一堂课教师讲几分钟最好?当时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就觉得他们搞偏了。记得1996年,我校一教师赴省赛课前,我对他讲过,要力争一堂课老师讲的时间不超过7分钟,其余时间让学生学(那次他在省做到了)。洋思中学一直要求教师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内容、学生基础的差异、自学后的疑难问题的多少)灵活地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模式,该少讲则少讲,该多讲则多讲,从不搞一刀切,规定什么“教师一堂课讲几分钟,学生学几分钟”。几年前,我应邀在我们江苏的《成才导报》嘉宾栏目里连续写的几篇《反对课堂上的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排出了十几种形式主义的表现,已明确指出不能生搬硬套,千篇一律。不过,如今我校老师讲课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有的只有4、5分钟。
老师讲的时间少了,并不影响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教师的角色变了,由过去的传授知识,变为给自学的锦囊妙计,即负责为学生谋划自学的策略,或叫设计自学的作战方案。我认为课堂教学也要智取为高,讲究策略。例如1999年9月24日,我校教师应邀赴南京,给江苏省中小学教学工作会议的与会代表上了一堂数学公开课。课上老师讲话时间累计不超过4分钟,其余时间都让学生学,大家的感觉好象听了一堂自习课,很平常,不过作业都能当堂完成罢了。但是为什么作业都能当堂做完、做对、当堂批改完毕呢?为什么还会多了8分钟的时间预习明天的功课呢?奥妙在哪里?人们没有注意,就是因为老师给了学生好的锦囊妙计。课堂上,学的是《用去分母的方法解一元一次方程》,老师把学生的精力集中到突破难点上:看例题,只看“去分母的一步”,注意怎么去分母的,节约了一半时间,效果更好。模仿例题做检测练习,也只做“去分母的一步”,这样,多练了几道题,少花了时间,问题尽可能暴露;更正、讨论还是在“去分母的一步”。同学们兵教兵真正弄懂了为什么,老师就不讲了,剩下的28分钟的时间就让学生像考试那样紧张地当堂完成作业。这堂课上学生抓住了主要矛盾,打了歼灭战、速决战,效果特别好,就是因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能力发挥得好。事实上,平时每堂课上学生自学什么内容、怎么学,练习什么、怎么练,都大有文章可做,即使合作学习,也决不是简单的同桌讨论、小组讨论,而是要有明确的动机,讲究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具有合作精神、合作能力),要有恰当的合作的时间、合作的方式等等。这些都要靠老师的精心设计(即备课时定方案,课堂上实施方案时注意灵活运用,能针对学情作出必要的变动)。
学生自学的全过程还要靠老师的组织引导。课堂上学生的自学好比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老师要当引桥,让学生尽快通过引桥上高速;老师要当路标,让学生明确方向,不迷路,不走岔道;老师还要当交警,确保自学紧张、有序、高效;老师还要像机修工,学生有疑难问题自己不能解决时,帮助排除故障。
老师的形象、老师的气质、老师的基本功、老师的艺术,甚至老师的一举一动、一个表情,无一不影响学生能不能达到情感、价值观的目标。新课改的教学目标是多元化的。不过,我认为文化课上还是以理解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要目标,其它什么情感、价值观等目标都是在学习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中通过渗透实施的,这种渗透全靠老师潜移默化地进行。
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能力的发挥不在于老师讲得多。如果讲得少而效果好,就表明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能力发挥得很好。
洋思的学生是否会“没有发展后劲”?
笔者:
经常听人说洋思的学生都是课内课外死揪出来的,升入高一级学校后“没有后劲”,许多学生发展得并不突出。此外,有人对洋思提出的重点面向“差生”的教学主张也提出质疑,认为这会影响“优生”的发展。您如何理解这些议论和质疑?
蔡林森:
减负的根本在课堂。我校课堂上学生像考试那样紧张、有序、高效的自学是符合科学的。这样,不仅学生真正参加了脑力劳动,真正理解了知识,当堂完成了作业,提高了质量,全面提高了素质,而且从根本上保证减轻了过重的课外负担,真正做到了课间无人做作业。学校坚持每天早晨学生早锻炼,中午学生回宿舍休息1小时,每天学生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晚上7︰00到7︰30看新闻联播,9︰00学生回宿舍,9︰30准时熄灯,学生的睡眠时间足。几年前,我们江苏涟水三位校长(禹成兵、严汉双、冯卫章)在我校考察一年,去年江西省瑞金市第三中学校长(刘小平)在我校考察一百多天,还写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拍了许多录象,回去作了介绍。还有山东、安徽、河南、河北、浙江等不少校长长时间在我校考察。他们都一致认为我校课改成功了,课堂教学高效了,真正做到减轻了学生的课外负担。说我校的学生是靠课内外死揪出来的说法是不公正的,难道那些把大量的课堂作业压到课后去完成或者要学生在课前先完成大量的书面练习(预习)课上再更正、讨论的学校的学生课外负担还会比我校轻吗?
的确,我校有80%左右的学生升入省重点高中,其中有不少是进校时的中差生。几年前,泰兴市教育局在组织对某省重点中学视导时,特地调查过从洋思中学考进该校的学生情况,结果这样:从洋思中学来的学生行为习惯好,广播操做得好,学习成绩在该校学生中呈正态分布,部分学生还在班级担任班长或团支部书记。还发现一件“怪事”,一位从洋思中学来的学生,生病住院,好长时间后回校,成绩上升,原来是他会自学,在病床上自学有了成果。事实证明,我校学生升入高中没有后劲问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再说,洋思中学把差生教好了,让他升入重点高中,而到了高中,不适应“满堂灌”的教学,学习不起劲或者掉队了,还要怪洋思中学不好吗?
洋思的课堂教学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课堂上优生、差生同时看书,再同时完成检测练习。结果优生做对了,差生做错了。以后,优生就当老师,帮助差生更正,还要讲出“为什么”。这样,不仅差生的疑难问题基本解决了,真正的补了差,而且优生在通过自学、自练完成自己学习任务的基础上,帮助差生更正,既完成了改错题,从反面加深对知识的正确理解,在给差生讲“为什么”的时候,自己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优生的能力增强了。总之,优生在帮助差生的时候,也提高了自己。这种培尖的效果,怎么也不比“满堂灌”差。我校每年尖子生多,参加奥赛获奖的学生数为全市第一,他们主要靠课堂培养出来的。
专家视点
让学生成为学习中的“积极存在”
滕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为了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获得学习的成功,国内外许多教育家做过许多研究和探索。美国教育家布卢姆曾提出过“掌握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研究过“教学过程最优化”,但真正做起来也比较难。洋思中学成功地解决了初中生的两极分化问题,转变“差生”,转变“差校”,为解决这个世界性的“老大难”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洋思的办学理念和教学策略有着普遍的意义。
洋思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也就是“没有学不好的学生”。这一理念的实质是相信每一名学生都有学习和发展的潜能,只要努力,学习得法,有困难的学生也能在原有基础上进步。因此,也可以把“学习困难生”叫做“学习潜能生”,这就更有积极意义。
洋思中学的教学策略是“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种教学模式的价值取向是:教师的主要责任不是教书,而是教人学会读书,学会学习。它的精髓是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学习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符合学习规律的。学习是学习者以个体脑力劳动为基础的活动,自己不学,自己不会学习,是不可能由教师或他人代替的。让学生自己学,自己做,在学习中成为“积极存在”(马克思语),就可以由消极被动的客体、接受知识的容器,变成积极、主动、创造的学习主体。这样,他的肩膀上就有了责任,有了使命感,他自己就用心使劲了,就有学习动力了。在洋思学习的一位从外地大城市来的学生说,过去我想学却学不起来,因为大家都在玩;到了洋思我想玩又玩不起来,因为大家都在学。洋思是大熔炉,良好的校风、浓厚的学习气氛、先进的校园文化,使学生低进高出,因而炼得出好钢。洋思的经验是真正的主体教育。
洋思的教学策略只有八个字,很简约,没有什么外来的时髦的名词术语,也不空谈什么教育创新,一切都实实在在,质朴无华。散发着原则性、本土性泥土芬芳的洋思经验,充分体现了时代需要的中国气派。
洋思的成就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洋思的学生是“炼”出来的,不是“宠”出来的。这也许就是洋思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洋思现象”解读(C篇)
管理:管什么?
——解读洋思人的管理思想
蔡林森喜欢说“怎样干好就怎样干”。他将“包”字引进校园,实行严格的制度管理。对洋思中学的管理,知者一向颇多微词。我们就曾听到许多议论:洋思的“准军事化”管理,太死太严,是否有悖于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有的甚至认为,这种过于严酷的制度管理“不近人情”。
而走进洋思,所见、所闻、所感使我们对这里的制度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洋思十几年来的严格管理,其实都紧紧地围绕着一个“人”字——如何能更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在鼓励人的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和个性张扬上大作文章、作好文章的。
洋思叙事
之一:将“包”字引进校园
蔡林森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校长,他的管理思想的根也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给刚刚担任校长的蔡林森莫大的启发。他借鉴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灵活、巧妙地把“包”字请进学校,一切都以“利益”驱动,要求各科老师都要包教学质量,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责任制。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创新,洋思中学已由当初的“包”教学成绩发展到今天的“无所不包”,责任制无处不在——
校长要包学校全部工作创一流水平,其中包括德育工作的创优、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体育的达标、学校的安全稳定、青年教师的培养等;
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要包学生巩固率、合格率、毕业率、优秀率达标,包后进生转化,包学生德、智、体协调发展;
后勤人员要包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如食堂工作人员要包食物安全卫生,菜谱科学合理;包师生准时吃到热饭热菜;保证菜肴烹制味美可口。宿舍管理人员要包宿舍内、浴室内无打闹、欺侮小同学现象,无失窃现象,等等。
洋思的承包责任制有严格的奖惩措施作保证。近年来,学校挤出资金,加大了奖励的力度。同时,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普通教职员工,出了问题,完不成承包任务,都会受到处罚。2001年11月,一名生活指导老师因处理宿舍内一起偶发事件不力,且未及时上报学校,被辞退。
一个“包”字,给学校注入了不尽的活力,带来了不尽的效益。
1998年前,洋思中学只有9个班,到2001年已经逼近50个班。规模急剧膨胀,一不留神,就可能造成教学质量的滑坡,从而砸了洋思这块金字招牌。在严峻的形式面前,学校又拿出“包”的法宝,进行管理体制创新,实行分校制。一个年级设两个分校,全校六个分校。学校定期评选最佳分校,予以表彰奖励。分校长通过竞选演说、教师民主投票、学校综合考核产生,任期一年,一年后优胜劣汰,胜任者再通过竞争上岗。分校长可以自行“组阁”,选配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各一名,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教学工作的组织管理权、办公经费使用和奖金考核发放权、人事调配权,同时必须根据自己的“竞选纲领”与学校签定责任书。
第四分校校长刁勇是一个才工作三年、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竞选中脱颖而出。他与学校签定的责任书内容包括:卫生、纪律创全校一流;教学实绩优于全市最好的兄弟学校;学生合格率100%;所有年轻教师能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教学,讲课合格;所有老师无体罚学生、向家长索要钱物等师德问题;无流生;无重大教学事故、安全事故。在就职演说中,刁勇向学校作出了“人在阵地在”的保证——尽个人一切努力完成承包任务;向自己分校的师生发出了“向我开炮”的誓言——愿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其他分校也不甘示弱,六个分校展开了激烈竞争。
分校间的校长在比,学生在比。比活动中得奖多,比一日常规扣分少;比学生进步人数多,比工作拖拉马虎现象少;比教改步子谁迈得更大,比工作措施谁更实。
之二:让最能教学的当教导主任
洋思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因为没有一个课上得好、上得有特色的教导主任,致使学校的教学改革举步维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精明和务实的蔡林森认识到:要使学校教学工作上高水平、出高质量,就必须不拘一格,让最能教学的人当教导主任。
1987年,蔡林森根据教学实绩,果断地提拔刚从代课教师转成民办教师、年方24岁的秦培元担任副教导主任。小秦老师1982年高中毕业后来该校代课,虽然教学时间不长、经验不算丰富,但是,他工作肯干、肯钻,备课认真,课堂教学效果不错,作业基本上能当堂完成,给其他老师引了路子;1989年,同样将朱明德提拔到副教导主任岗位。
蔡林森有了这些最能教学的教导主任,推行课堂教学改革得心应手多了,在他们的努力实践下,“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渐渐成型,不断走向成熟。这些教导主任十几年来积极工作,不负众望,在学科教学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数十次到外地上示范课、研讨课,现在都担任学校副校长。1995年,秦培元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长江后浪推前浪,近几年来,洋思中学陆续进了200多名新教师,学校又将其中教学实绩突出的汤宏程、高正国、刁勇、朱向军、凌俊、曹伟林等一批新人分别推上了分校长的岗位,谁教的好就用谁,在洋思校园蔚成一种风气。
之三:生活也是一门课程
在洋思中学的生活区,随处可见“学会吃饭”、“学会睡觉”、“学会洗澡”等标语。不知情者不晓,其实这里面大有学问。
蔡林森有这样一个观点:教好学生,生活是一本书,也是一门课程,这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第四条渠道”。
这个“生活课程”,就是在学生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引导、训练、管理,使之学会自理、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关心,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教育活动,具体内容涉及吃饭、睡觉、洗衣、洗澡、整理衣物、管理财物、交际交往等方方面面。
在洋思采访时,我们看到了学生吃午饭的情景:11点30分,下课铃响后,全校学生同时走出教室,有秩序地走进餐厅。等本桌的8名同学都来齐了,值日生负责分饭、分菜。楼上楼下3000多名学生同时用餐,听不到任何喧哗,没有人乱跑乱蹿。20分钟左右,所有学生全部吃完,并将餐桌、碗筷洗刷干净。我们注意到,不少餐桌上都有一个插着一只绢花的精巧小花瓶。司务长告诉我们,那是文明餐桌的标志。文明餐桌有4条标准:1、分菜公平,2、桌面整洁,3、无剩饭剩菜,4、不讲闲话。要求分菜时,学会关心人,先人后己,不厚此薄彼;吃饭时,先多吃饭少吃菜,再少吃饭多吃菜,最后喝汤,保证不剩一粒米。
洋思的学生大多是寄宿生。早晨起身铃响后,先醒的同学必须叫醒同室所有同学,然后上铺的同学先整理床铺,后到水池上洗漱,下铺的学生则反之,这样,3000多名学生20分钟之内都能保证整理好床铺,洗漱完毕,准时到操场上集中参加早锻炼。3000多名寄宿生的零用钱都存放在生活指导老师那里,要用向老师支取,但要说明用途。无特殊需要,一次支取不得超过10元。
这里有平等观念的教育,有劳动观念的教育,有勤俭节约的教育,有效率意识的教育,有友爱思想的教育,还有艰苦奋斗思想和理财观念的教育。谁说学会吃饭、睡觉、洗漱不值一提?一位姓汪的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原来在家娇生惯养,晚上洗脚水都要家长到,到洋思一个月,回家自己叠被子,帮妈妈洗碗,着实给了家长一个惊喜。
洋思中学没有把“生活课程”的实施一股脑儿推给生活指导老师。学校领导、班主任、科任老师都有明确的责任,谁的环节出了问题,谁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宿舍少了东西,生活指导老师必须赔偿;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进行教育,导致学生偷窃,要扣班级考核分数、扣有关老师的奖金,同时,年级负责人(分校长)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之四:洋思人“学洋思”
目前在洋思中学工作不超过3年的青年教师占2/3强。虽然他们是洋思到高校去精挑细选来的,但毕竟缺乏实践,对洋思经验更是陌生。如何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或基本掌握洋思课堂教学改革的精髓呢?
校本培训。每年暑假,学校都要组织30多天的校本培训。一学理论——学校组织教师参观校史陈列室,听讲座,并展开讨论,质疑问题,公开答辩,从而理解洋思中学先进的教学思想和“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二赛课、评课——让100多名老教师逐一上课、评课,相互间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最后评选出优秀课获奖者。新教师也要赛课,对其中好的给予合格课奖励,对不合要求的,则引导他们反复上,直到过关才能上讲台。
还有以老带新。每年8月下旬,学校都要组织师徒结对活动。师徒双方要签订协议。师傅要包徒弟的备课、讲课乃至教学质量,并且实行捆绑考核。在洋思,许多师傅都是这样将自己十几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的。
在开放中求发展。近几年来,已有40多万省内外教育工作者到洋思参观考察,每天都有数百名教育工作者到洋思听课。省内外许多地区的教育局给洋思挂上校长或教师培训基地的铜牌,派校长、骨干教师常年在洋思蹲点考察。针对这种情况,洋思要求新教师每天都要对外开课,努力灵活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听课的外地教师问这问那,促进了新教师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洋思的骨干教师还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报告、讲学和进行公开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不断探索、丰富、发展和完善洋思经验。在大开放中求得大发展。
教研重在应用。洋思人认为,参加国家、省市课题是必要的,但必须坚持在教科研的应用上大做文章,而教科研的课题就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学中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使理论在这里变成了行动,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提高了教学质量,减轻了学生负担,同时也打造了教师队伍。
洋思更宝贵的是有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洋思的开拓者个个堪称年轻教师的楷模。副校长秦培元阑尾炎开刀,一拆线就从医院直奔学校准备开学工作;副校长朱明德、总务主任沈裕仁节假日坚守岗位,一心扑在后勤管理上,闯出了服务育人的新路;老教师戴西建放弃到香港继承遗产的机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学校;副教导主任凌俊右手骨折,右眼被撞伤,封闭治疗23天,他凭一只左眼,一只左手,坚持上课,批改作业,一天也不间断;全国模范教师唐月华,为了不分散工作经精力,把四岁的女儿送到了娘家,女儿因无人照料被汽车撞成重伤,昏迷不醒,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到人民医院,望着血肉模糊、生命垂危的女儿,失声痛哭,昏倒在床边。第二天,校长到医院探望,唐老师泪眼模糊,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班的学生怎么安排的?”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流泪……
敬业、奉献、团结、进取,这是洋思的“无价之宝”,是洋思事业发达的“精神的底子”。洋思人学洋思,首重的就是进行“精神接力”。平时工作中,老教师的一言一行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青年教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创新进取,老洋思人的这些优秀品质很快就在新教师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蔡林森校长自信地说,加以时日,新教师将和老教师一样,业务素质扎实、思想作风过硬。
面对面
是“严酷”还是“人本”?
笔者:
对洋思中学的“严格管理”一向颇多质疑,有的学生甚至说洋思“过于严酷”和“不讲人性”,有违民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现在大家都在讲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您怎样认识和看待对洋思管理的这些批评?
蔡林森:
几年前,江苏省综治委17名处级以上的干部,考察我校后写了调查报告,说洋思中学也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典型,并把我校的图片等资料送国家公安部展览。2004年,江苏省人大的王副主任等领导认真考察我校后,派江苏省省委主办的《群众》杂志副主编来我校采访,写了一篇题为《苏中的教育奇迹》的文章,登在2005年第2期《群众》杂志上(该文也登在《人民日报》上),全面介绍我校的德育工作,文章结尾是这么说的:
“解读洋思中学创造性地开展学校德育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无疑能为全社会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洋思坚持尊重主体地位,面向全体的教育理念,高高擎起了以人为本的旗帜。不把学生看成被动的接受者,而看成德育工作的主体,把以人为本的精神贯穿于思想道德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遵循未成年人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他们开设生活课程,把道德教育生活化,在让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学会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做人,符合青少年道德品格形成的系统性和统一性要求。他们既重视严格规范,正确引导,更防止用简单的行为管束代替思想教育,用简单的‘治人’代替‘治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注意从细节做起,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培养学生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高尚情操。不断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洋思中学将德育教育与学校的智育教育紧密结合,体现了以德立教的精神,实现了以教兴德目标。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兵’教‘兵’学习法,更是融入了道德精神,把学生学习的过程变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的过程。他们坚持‘从最后一名抓起’,抓差生的转化,既突出了工作重点,又提高了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洋思中学正是通过不断创新德育工作的思路、载体和机制,不断增强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使学校的思想德育教育建设焕发了勃勃生机。”
我认为,对严格管理这个问题,要讲辩证法,要从实际出发,让学生张扬个性,不等于放任自流。我们国家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是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校也一样,老师、学生的觉悟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高度,特别是学生,他们的年龄小,行为必须规范。通过规范,使他们的行为向完美的方向发展。我校把中学生规范细化,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规范了学生的行为,使学生不仅学习、生活有序,养成良好习惯,而且能够全面、协调、健康地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比如,学生从楼上下来,都是一个班一个班地排好队。坐到饭桌前,也是先来的等后来的,都到齐了再吃饭。这些生活细节实际上也是教育,日子长了学生习惯了,就不会觉得限制了自由,就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他们脸上有了笑容,会感到自豪:我讲文明,守秩序。规范的要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理性化了,变得有道德了,也确保了师生安全,杜绝了伤害事故的发生。
在严格的管理中,个体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比如吃饭前排队走路时,播放音乐,可以说说悄悄话;吃饭时,饭不够可以添,生病了想吃粥、喝汤给开小灶,生病的孩子早锻炼可以不去。我们既有统一要求,也满足个体的需要,规范中也有特殊,这就是人性化,而且还要民主。我们的民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吃饭、睡觉、洗澡等等制度都有同学们讨论决定;学生人人参加管理,大家轮流当值日生,抓纪律、卫生,个个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自觉接受监督,增强自控能力。冬天学生用冷水洗碗太冷又洗不干净,学校就装了个热水箱,3000人洗碗都用上了热水。规范不等于教条,所有规章制度都代表学生的利益,一是代表学生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教他们学会做人;二是代表眼前利益、实际利益,让学生知道这些规矩是为了他们好,而不是让他们受罪。我认为这就是人本主义和“育人为本”,不要认为人本主义就不要规范和约束。
“一切都以‘利益’驱动”是否过于功利?
笔者:
有人说洋思的管理是“包”字当头,凡事都与教师个人“利益”挂钩,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功利化、世俗化。您是怎样认识学校管理中的“利益驱动”的?一味的或过分的“利益驱动”是否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将影响教师良好师德的形成?
蔡林森: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觉悟还没有极大地提高。根据国情,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反对了平均主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样,我们的公办学校,至今老师们端的铁饭碗、拿的铁工资。如果要办成一流的学校,也必须改革。我校坚持把“包”字请进校,项项承包、层层承包、奖优罚劣、干好干坏大不一样。这看上去似乎不尽情理,但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强化了责任心,让软的指标硬起来了,让大家切实地抓好各反面的教育,确保学生全面发展,效果十分明显。同时,老师们干好了,多付出了,也多拿了奖金,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分配的原则。老师们得到了实惠,富了起来,少了后顾之忧,也是应该的。再说,老师们全身心地扑在学校工作上,谁也不外出搞有偿家教,谁也不向家长索取……这样,师德建设自然也得到了加强。
不过,在“包”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或过分地“利益驱动”,不能“凡事”都与教师“利益”挂钩。我校坚持把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在“包”的全过程中始终加强思想教育,校长、领导、***员带头顾大局,不计报酬,多作贡献。老师们真抓实干,不弄虚作假。另外,学校的承包合同及各种制度,都经过几上几下,大家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后执行。考核、兑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否则,即使包起来,走过场,打和牌,或者不择手段谋私利,也没有什么作用。
专家视点
怎 样 好 就 怎 样 管
国家督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成尚荣
当下的学校遇到不少困惑,这些困惑又往往聚焦在制度管理与以人为本管理的关系上: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不需要制度管理?如果需要,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怎样进行制度管理?由此演绎出的问题是:规范与严格是否妨碍了人的解放与创造?如果不妨碍,那么规范与严格有没有前提?有没有度的把握?困惑使我们常常无所适从。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洋思中学用自己活生生的实践作了简单而又深刻的回答:“怎么好就怎么管”!
“怎么好就怎么管”,这是洋思中学在管理实践中形成和提炼的管理信条。从字面看,这一信条,似乎追求的是结果,追求的是效益,因而有悬置价值、追求功利之嫌。但是,从本质看,它非常注重管理的过程,追求的是管理的价值和动机,追求的是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活动。我们把前者称之为工具理性,后者称之为价值理性。严格地说,洋思中学在管理中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既重视动机,又重视效益,既重视结果,又重视过程。因此,“怎么好就怎么管”,这一管理细信条,充溢着现代的管理经验,闪烁着管理智慧,它是简单的,却有丰富的内涵,它是质朴的,却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它是本土的,却回应着世界管理改革潮流的声响。
学校管理不能否定、更不能排斥工具理性,需要注重结果和效益,而管理的工具理性集中在制度管理上。实际上,制度不仅约束人、规范人,还可以引导人、培养人。制度像是一座机械,它是铁面无私、不可更改的,因而在它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不允许违反,不容许特殊。洋思中学正是这样。蔡林森十分强调学校运行的规则、生活的规矩、工作的规范,而规则、规矩、规范,又离不开责任,因而洋思中学的管理就有了“包”字;也离不开严格,因而就有了所谓“准军事化”。洋思中学对待制度管理的可贵之处在哪里?在于对制度管理不忌谈、不回避,该有制度就制定,制定了就执行,既执行就须严格,既严格就应有奖惩,一切都在“阳光”中,这是一种勇气。如果对制度管理犹抱琵琶,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犹豫不决,正说明何为制度、制度何为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也正说明在各种管理思潮涌来的时候,没有清醒的辨别和独到的见解。洋思中学已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管理主张。“怎么好就怎么管”,就是不争论,就是从学校实际出发,就是讲求实效。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当下尤要提倡和坚持。
但是,制度这一机械的装置,毕竟没有“表情”,或者说表情是冷漠的。制度毕竟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决不是目的。所以洋思中学的“怎么好就怎么管”的信条,赋予制度管理以人文意义,把制度管理的过程当作文化的过程,价值不是悬置,而是统领全过程,引领管理的进程。这种价值是什么?就是让人在管理中得到提升和发展。我们对“怎么好就怎么管”,可以作以下的解释:
怎么有利学生的发展就怎么管。学会吃饭、学会洗澡、学会睡觉,无疑有利于学生学会做人,因此,就这么把生活中的细节具体地、精细地管起来。在洋思中学,生活就是一门课程,生活就是一种教育,会生活就是人的发展。在这样的管理中,管好学生的生活规则,关注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学生富有生活情趣,成为管理的宗旨。当生活中的规则内化为学生心目中的自觉欲望、外化为学生自觉行为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规则就是自由,守规矩就是一种享受,规范就是一种修养。渐渐地,生活管理就形成一种经典文化,学生浸润在文化中,就会获得一种发展的张力。
怎么有利教师的发展就怎么管。在洋思,教师有自己的舞台,有自己的空间。“让最能教学的当教导主任”就是最好的注脚。其实,在洋思,可以具体化为:让最有责任心的得到最充分的肯定,让最有创造性的受到重任,让最有成就的成为大家的楷模。总之,管理中有了人的活动,制度中有了人的尊严,管理是为了人,管理是由教师自己来当主人。当管理和教师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时候,什么样的管理都会得到认可、受到欢迎。这样,管理中充盈着对人的尊严,规则中充满着对人的信任,责任伴随着自由,规则促进着创造。就这样,制度与人文管理走到了一起。
“怎么好就怎么管”,这一管理信条还生动地启示我们“好”的标准是什么。从洋思的管理实践和经验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词:状态。洋思中学的校长和教师有一个十分良好的状态。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刻苦、团结、合作、奉献。在物欲膨胀的今天,洋思却有着可贵的精神底子,这是一种工作状态,严谨、钻研、创造。洋思的研究不在口头,而在课堂,教学过程的优化就是他们的课题,这是一种生活状态,踏实、勤俭、向上。教师的生活状态是他们精神状态的具体表现,洋思的管理 “管”出了一种好的状态,“管”在了状态上。状态既是提高质量的保障,又是质量本身。“怎么好就怎么管”,说到底就是让价值在前面引领,让状态形成于过程中,让质量和效益永远追随着教师和学生的发展。
我想,蔡林森的管理并没有出现价值理性和工具性的概念,但是却在实践中对二者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把价值理性与工具性写在了管理的实践中,用“怎么好就怎么管”把二者联系和整合起来。也许再过一段时间,随着管理改革的试验与研究的深入,蔡林森和他的同事们还会概括和提炼出另外的管理信条。这样,洋思中学的管理就成了一本书,成了一座富矿,成了一口水井,管理的智慧像是清泉细细流淌,像是矿石熠熠闪亮,像是一本书让人蹶咀嚼、回味。于是,管理专家、教育家也随之而诞生在校园里。
洋思现象”解读(D篇)
校长:如何当?
——解读“乡村教育家”蔡林森
洋思的崛起是个“奇迹”。要解读这个奇迹,就不能不说这个奇迹的“领衔主演”——蔡林森。当我们把镜头对准蔡林森的时候,一个朴素而睿智的乡村教育家走进我们的视野。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蔡林森的人生档案吧:
教育理想——教好每一个学生;人生哲学——吃苦就是享受;座右铭——要教师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教师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口头禅——怎样干好,就怎样干;管理理念——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用人标准——让最能教学的人当教导主任;最爱看的书——《三国演义》;最景慕的人——邓小平;最钟情的地方——校园。
洋思叙事
之一:像教徒一样虔诚
蔡林森的出身让他吃尽了苦头。
1942年,他出生在贫穷的“革命老区”的一个富农家庭。家里兄妹6人,他是老大,后来又成了3个孩子的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富农家庭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一家人穷困潦倒。那时候,一年四季床上只垫一条草席。没有交通工具,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进城办事、进修或是回家都是安步当车。如今站在我们面前的蔡林森,仍然朴实得像一位地道的农民(尽管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示了他们的睿智和深邃),真像深秋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长期在洋思蹲点考察的3位中学校长动情地告诉笔者:“蔡校长住在学生宿舍的6楼上,只有一张床,一只盆,毛巾、脚布都有窟窿了。现在就是在我们贫困地区,这样的校长也很难见到。”
对于这种艰苦的物质生活,蔡林森却是甘之如饴、情有独钟。不管晚上睡得多晚,每天凌晨3、4点钟他就醒了,然后学校里的大事、小事以及将要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他大脑屏幕上轮流过一次“电影”。他5点钟起身,轻手轻脚洗过脸,即从6楼一层一层地下来查看每一个宿舍(尽管每层都有一位生活老师),再把学校的角角落落巡视一遍。6点钟他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早锻炼。接着是一天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午很少休息。天天如此,几乎没有节假门。他乐此小疲。
原来他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子里。1994年他借债砌了一座两层小楼(和邻居相比,仍然显得寒碜),也只是石灰墙、水泥地,简朴的桌椅,可说是家徒四壁,别无长物。蔡林森的老伴刘巧英是一位朴素的农妇,对目前的生活已经很满意了。她说:“过去家里人口多,婆母死得早,4个妹妹都是我们嫁出去的,自己还有3个孩子,生活才叫苦啊。那时我和公公两人种6亩多田。林森整天忙学校的事,难得回家帮一下,只要学校有事,农活再忙丢下就走,公事哪能耽误呢?我只能每晚睡两三个小时——再苦也熬过来了。现在这个日子还有什么说的呢。”
我们又到老屋去看望蔡林森的老父,80多岁的人了,身板挺结实,至今还能挑百十斤重的担子。他愿意在两间小平房里呆着。房子极其简陋,堆满了农具杂物,下面高低不平的泥地透着一股凉气。老人家笑呵呵地说:“还是呆在农村好,人不劳动怎么活啊!”
跟父亲一样,蔡林森的一句口头禅是:“吃苦就是幸福!”“每当打了一个胜仗,就是心里最幸福的时候。老是有人问我,‘你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何必不享享清福,还要这样没日没夜地苦干呢?’我的回答是,‘我现在比过去身体还好,能为洋思多出一份力也是好的。能多干、能吃苦才是享福啊!’”
对教育,蔡林森真的就像教徒一样虔诚。他总是希望全体洋思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和他一样热爱教育,痴迷教育,要将吃苦当作“享福”。他说:到了洋思就像到了井冈山,虽然要吃苦,但心里永远有一个希望。
之二:管学校像做文章
在蔡林森看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先想出来,再做出来的。办学就像写文章一样,从确定主题到布局谋篇,再到遣词造句,从宏观到微观,每一个细节,思考得越周密越好。一篇好文章不仅是写出来的,还是改出来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真正把洋思办好,蔡林森20年来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是别人难以想得到的。
管学校不是管自己。蔡林森对自己是绝对管得好的。生活再苦,他能顶得住。个人的正当利益得不到满足,他也无所谓。例如在六七十年代,由于他在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断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嘉奖,可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民转公”轮不到他。一位好心人,曾直截了当地向他点破:老蔡,你不要傻干了,你出身不好,又是外乡人,即使干死了,也转不了正。而蔡林森对此的回答却是加倍的勤奋,拼命地苦干!他教一门,钻一门,精一门,对整个初中教学业务可谓“烂熟于心”,1986年终于转成公办教师。
但在办学方面受到的制约和阻力实在太多了。洋思只是一所农村联办初中,乡中心校、乡教办……都是它的“婆婆”。蔡林森1982年被任命为校长以后,却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媳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之下,他整天苦思冥想,真是“心潮逐浪高”。他决心带领大家一起改变洋思的面貌。第一步抓教学质量。他从亲身的实践中早就认识到“应试教育”所搞的那套“满堂灌”、“填鸭式”以及“题海战术”的弊端和危害。那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 “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这些口号,但他意识到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自觉性,明确要求各科教师做到“当堂教、当堂学、当堂巩固”,这就是后来提升为“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改模式的雏形。这一着,首先受到为数不少的任课教师的抵制,一位化学教师当面提出:“蔡校长,兄弟学校每周4节化学课,晚自修还要‘补差’,我校一周只有3节化学课,你还要求我们当堂完成作业,这样做,怎么能完成教学进度?如果明年中考考砸了,你要为我收回名誉!”蔡林森及时向中,b校校长汇报了自己的教改设想,同样得到了这样的反问:“现在有几家学校能够做到当堂完成作业的?”
但是,蔡林森不为所动。他说:“我认为不该做的事情,你怎么说我也不做;我认为是正确的必须做的事情,任何阻力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如果干错了,可以处分我,撤我的职!”好一个执着的蔡林森。洋思中学第一任校长曾经这样亦庄亦谐、亦毁亦誉地评价过蔡林森:“老蔡我,撤我的职!”好一个执着的蔡林森。洋思中学第一任校长曾经这样亦庄亦谐、亦毁亦誉地评价过蔡林森:“老蔡这个人啊,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揪’(干的意思)的事,他敢‘揪’!”蔡林森硬是把“当堂完成作业”列为学校教改方案,并且作为年终评优、评先的条件。他身先士卒,为别人示范,几位年轻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紧紧跟上,嗳,还别说,这一着还真灵:1984年,无论中考还是教办组织的会考,洋思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就连那位与蔡林森激烈争论的化学老师,从亲身的实践中也尝到了这项改革的甜头。
从此,洋思的教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永远结束了完全脱离学生实际的“满堂灌”的状况……1994年《江苏教育报》和《中国教育报》先后发表了《洋思之路》,从此“洋思”这个名字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全国普教战线的每一个角落,来校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如何抓住机遇进一步发展事业,将洋思这篇文章做大?这正是蔡林森苦苦思索的问题。但是难啊,一是受到经费短缺的严重困扰,二是思想也不解放,老是囿于这样的思维定势:洋思就是要在三流的设备、三流的生源、三流的师资(指学历不高)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流的教学质量。直到1998年,学校仍然只有两幢二层教学楼,仅有10个班级。就在这时,时任泰州市市委书记陈宝田到校视察,他对蔡林森说:“洋思的硬件不能老停留在三流水平,如果有了一流的硬件不是更能保障一流的教学质量吗?” 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蔡林森的全身。接着分管教育的黄副市长和教委的邵、朱两位主任也来了,说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大量资金投向洋思,但是第一可以帮助向银行贷款,第二给政策,允许向市内外收一批学生,收取一定的捐资建校费。对蔡林森来说,这无疑一支兴奋剂;对于洋思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支补血剂。
发展是个硬道理。于是,洋思征用土地,大兴土木,在短短的三年内,校园“旧貌换新颜”。如今,一如蔡林森期盼的那样,洋思不仅做成了一篇“好文章”,还做成了一篇“大文章”。
之三:越当越感到“心慌”
洋思从1980年用24000元砌了两排小平房起家,发展到现在占地100多亩,幢幢高楼林立,建筑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从几个班200多名学生“增容”到47个班,2500多名学生,可谓遐迩闻名地泱泱大校,每天都有数百人来校取经,参观总人次已愈20万。如今学校又在城区征地200亩建设新校区,投资又是几千万元。
然而蔡林森越来越感到“心慌”。记得1994年登载了《洋思之路》的报纸送到学校的那天,全校师生群情振奋,一片欢腾,都认为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洋思的改革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大家稍为冷静了一点以后,蔡林森当晚就召开了教工大会,他感慨万端地说了一番话:“同志们千万不要认为一篇文章发表似乎意味着洋思已经到了‘顶峰’了。学校的‘顶峰’永远不存在。如果真有什么‘顶峰’,那就是衰落的开始。大家都看到我们周围的某些企业,当年搞得何等红火,但是曾几何时,现在不是大幅度地滑坡了吗?这样的教训我们可要牢牢地记取啊!”
第二天清晨,蔡林森赶到当时的教委主任家里,说:“邵主任,您看洋思的结果会如何?”“什么意思?” “我认为洋思最终总会落后的,许多学校迟早会超过我们。我只希望洋思发展的势头在较长一段时,可内不要减弱——如果洋思在我手上衰落了,我就是一个罪人。当然事业不是个人的。我们全校师生都希望洋思越办越好,我想请您再去向大家提些新的要求,讲讲在荣誉面前如何不断找差距,永远不停步!”邵主任连连点头称是。
有一次开会,蔡林森出人意外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人去楼空”四个大字,老师们都感到茫然。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解释说:现在我们砌了这么多房子,这钱是从家长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装备好了学校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广大同学服务。这就叫“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但是如果哪一天我们把学校办垮了,教育教学质量下降了,学生就会走光,这就要“人去楼空”,我们也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每一次走访蔡林森,他都不无焦虑地对我们说:当校长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与其说胆子越来越大,不如说胆子越来越小,老是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似乎随时都有灭顶之灾似的。这两年开学的时候,总有几百辆送学生的车子开进校园,好像每一个车轮都压在我的心上,感到隐隐作痛。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笑问。
“压力大啊!” 蔡林森眼里闪着一丝忧愁,说:“我们学校地处偏僻农村,毫无地域优势。要说硬件,比起大城市一些重点中学差距还大得很呢。教师呢,目前也没有几位名教师。人家把孩子送来,就是冲着我校所作出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个承诺来的,好,各种各样的‘差生’(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称呼)都来了,你真的能‘让每一位家长满意’吗?对这些孩子怎么‘管’,怎么‘教’,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如何落到实处?再说了,这几年来先后进校200多位年轻教师,尽管我们想尽办法对他们强化培训,他们也十分努力,但如何才能使家长真正放心呢?所以我对全体老师说,我们都是长征途中的红军,要过金沙江、大渡河,还要过草地、爬雪山,可不能有半点麻痹和懈怠。”
“那您就没有一点轻松愉快的时候啦?”我们追问。
“有啊”,蔡林森爽朗地大笑起来,“前年和去年放寒假的时候,都在下大雪,1000多位家长到学校来接孩子回家过年,个个脸上都是喜笑颜开,看到校长和老师连声说感谢。这就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
面对面
谁是洋思奇迹的缔造者?
笔者: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好校长是一校之魂。我们也经常听人们议论说:“没有蔡林森,就没有今天的洋思中学。”洋思从一所乡村薄弱初中,一跃成为全国农村初中教育的“麦加圣地”,作为一校之长,您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您缔造了洋思这个教育神话吗?
蔡林森:
洋思中学走出困境,成为全国有名的学校是许多人心血的结晶。她的发展离不开省、市、镇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离不开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学生家长的帮助,根本谈不上是我这个当校长的“缔造”了什么。当然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好比一个工程队长,坚持不懈地按照领导、专家描绘的蓝图去施工。也就是说,我坚持把邓小平理论、先进的教育思想老老实实地应用到实践中去,变为成果。上世纪80年代初,我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就把“包”字请进校,由只“包”教学到什么都“包”,逐年完善,一直“包”到今天,奖优罚劣;我相信邓小平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坚持在课堂教学中,讲究实效,提高效率。由1982年抓当堂完成作业到1991年针对实际教学,再到1996年形成“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如今乘着新课改的东风,不断完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紧张、有序、高效地学习。1998年,我坚信“发展是硬道理”,自筹资金6000多万元把一所农村薄弱初中变成了现代化的初中。总之,我努力把邓小平理论、先进教育思想,落实到师生的行动中,从而在洋思开花、结果。
没有您的洋思会是什么样子?
笔者:
如今您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却还在校长的工作岗位上事必躬亲。有人说这是洋思离不开您。还有人说是您放心不下洋思。您怎样看待这些议论?您是否想过:没有您的洋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蔡林森:
的确,本来我两年前就可以退休,一位民办学校的董事长,要我去当校长,承诺给我50万元年薪,还给我300万的股份,但是我当场回绝了。我想,我像个栽花的,洋思中学是一盆花,我还愿意侍弄这些花,每天早晨端出来晒晒太阳,浇浇水,晚上再端回去,每天这样跑来跑去,我觉得是享受。另外,泰兴市的市长、教育局局长也不让我退休,叫我继续干几年。政府对我这么信任,就是最大的幸福。如今,我还是拿的原工资,物质的东西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生活非常简单,跟学生吃一样的饭,一个月的伙食费200多元就够了,又不去洗澡、跳舞,生活开支很少。
目前,洋思中学还离不开我,因为原校离县城远。学生家长、参观来宾都不方便,加之紧靠化工开发区,不利于学校的继续发展。因此,学校争取并得到市政府批准,在泰兴市新城区征地200多亩,动工建设更加漂亮的洋思中学,计划暑期建成,秋季招生。正月初,我儿子、女儿知道我爱人腿关节要开刀,多次打电话叫我立即退休。一是为了保重两位老人的身体;二是建校困难大,政策性特别强,弄不好吃力不讨好。他们叫我把市长、局长的电话号码给他们,他们自己找领导说。我说是我要干的。他们说:“你太傻了,白手建校,你要求人,人要求你。要一点不行贿、受贿,难啊!”我含着眼泪,发了大脾气:“你们放心,我肯定会成功,绝不会犯错误!”于是,正月初八,我回到学校,一方面忙开学,一方面忙建校,享受着战斗乐趣。我心想,我像吃了豹子胆似的,去干谁也不想干、谁也不敢干的事,真是其乐无穷!
新校建成后,我会退休回家,那时的洋思中学将会比现在更好。
学校环境优美、交通方便(距泰兴车站仅300多米)。学校北校门,面对街心广场、市政府、图博中心,学校东是东三环,学校南是南二环,、学校西是美丽的羽惠河。洋思有比我强的校长。现在的副校长、党支部书记秦培元,是全国优秀教师、研究生毕业、精通英语教学,到加拿大进修过,从工作到如今二十多年一直跟着我干,全面素质高,有魄力,有耐心,将来肯定比我强。朱明德副校长,50多岁,和我一起工作25年,经验丰富,脑子活,有主人翁的精神,有全局观念,有决策能力,能独立地工作,他在外交等方面胜过我。现在,我校有六位分校校长(一个年级两个分校,一位校长负责10个班),他们是汤宏程、高正国、刁勇、朱向军、凌俊、曹伟林,年龄都在30岁上下,个个都能对外开课,都是教学能手、后起之秀,都能当一个中学校长。教师队伍在不断优化,现有教师平均年龄27岁,绝大部分本科水平,都能灵活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对外开课。
总之,洋思中学进了新区,她的名字将永远存在。洋思中学越办越好,不仅是中国名校,而且可以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的名校。
专家视点
好 校 长 是 圣 园 之 魂
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王铁军
陶行知先生早就说过,“校长是学校的灵魂”。也正如菲律宾教育家赫查所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拙劣的校长能办成好学校,也没有见过好校长办出坏学校。”洋思中学的成功奇迹,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有一位成功的校长,一位既有远见又脚踏实地的校长。可以说,没有蔡林森,就没有洋思中学的今天,就没有洋思中学的成功。
一、教育信念的力量。在我主持的“江苏省名校长名教师成长机制与规律的整合研究”课题中,毛景焕博士为蔡林森校长所做的个案研究报告题目就是《在理想和实践之间穿行》。这一概括是十分恰当的。洋思中学校门口有两条引入注目的标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这集中体现了蔡林森校长的教育理想和教育信念。多年来,蔡校长坚定不移地践行这一理想和信念,把洋思中学作为实现自己理想和信念的“试验田”。他提出“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在省内外、大江南北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是凭着这种理想和信念,蔡林森把一所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农村联办初中打造成为江苏省模范学校、教育现代化示范学校。
更为可贵的是,蔡林森校长的教育理想和信念,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对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的理性思考、提炼和感悟。正如毛景焕博士所概括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最早来自他作为父亲和教师的双重角色的体验;作为一个公正的教育者的角色意识,则与他本人从小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经历和体验有关;学校承包制的实行是受到农业联产责任制的启发;“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是他对教育现实问题深入思考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改革之略。
二、学校发展的经营者和策划师。蔡林森校长认为,办学就像写文章一样,从确定主题到布局谋篇,再到遣词造句,从宏观到微观,每一个细节,思考得越周密越好。这一朴实无华的话语,正体现了现代学校发展的经营策划理念。
在现代社会,校长要学会经营,策划学校发展。经营学校,首先是要引入发展战略的概念,根据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设计、规划学校的未来发展.以此描绘学校发展的蓝图,制定学校发展的规划;经营学校,就要有市场观念和竞争观念,不仅敢于同实力相当的学校竞争,还要敢于同高水平学校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在竞争中办出特色;经营学校,就要有开放意识,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经营学校,就要有经营成本意识,讲究投入与产出的平衡,努力提高办学效益;经营学校,还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把教育对象也看作是服务对象,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蔡林森校长正是根据现代经营理念营谋洋思中学的改革与发展。从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到银行借贷,打造现代化学校,再到在城区征地200亩建设新校区,无不体现了经营、策划理念。没有这种现代管理思想的引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洋思中学。蔡林森校长的洋思之路,为农村学校提供了示范,是广大农村学校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学校典型
郭振有
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中,中国教育战线涌现出了很多好典型,有的可以称为教育奇迹。江苏省泰兴市的洋思中学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洋思”经验,可以从各种角度、层面予以评价。我觉得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在一所中学的教育教学领域里,认真而有创造性地贯彻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蔡林森校长为首的洋思经验的创造者们,当时并不知道“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紧紧地扎根于本地本校的教育实践,努力贯彻教育方针,认真体现现代教育理念,探索人的成长规律,逐步创造了一种非常朴实的、富有个性而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模式。而这些与科学发展观是完全吻合的。
洋思经验全面、系统、丰富、厚重,我觉得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尊重所有学生,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以所有人,以每一个学生为本,并且特别关注发展后进的那一部分学生。在教育丁作实践中,有的校长和教师也讲要面向全体学生。但他们在感情上只喜欢和相信一部分学习“好”的学生,而不尊重、不喜欢、不相信那些“差生”。尊重和信任的缺失或感情的距离、甚至对立,必然导致一部分差生丧失学习信心,甚至自暴自弃,因为学习成绩差而走上失败之路。蔡校长强调:“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成了洋思中学最为响亮的一个办学理念。从校长到教师切实做到了在感情上、行动上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一样的信任、关心、爱护、帮助。
二是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让每个学生都能自主学习、自主探索、自主发展。
洋思中学的经验突出表现在对课堂教学的改革上,传统的教师角色发生了转变。教师作为教育者,主要角色是学生学习的引路者、辅导者、评价者。用蔡校长的话说,老师的任务“是把学生引上自学的高速路”。教师真正把学习的权利还给了学生,他们总结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八个字教学模式是对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蔡校长说他们为此而坚持不懈地奋斗了20多年。
在进行课堂教学革命的同时.洋思中学特别重视德育、体育、美育,从生活课程、行为习惯抓起,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德、健康体魄、健康心理和审美意识,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获得全面、协调的发展,并为学生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是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帮助教师和学生共同发展。
洋思中学的教师队伍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仅二十六七岁,学历层次和见识、经验远比不上城市里的教师。但是,这是一支整体上非常优秀的队伍,其中多数都是教育教学能手。他们还经常被请到外地去上公开课。这是因为学校特别重视,不惜代价地培训提高教师。他们为教师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采取各种办法、途径帮助教师提高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迅速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教师队伍。他们特别敬业、特别热爱学生,坚持并善于学习,富有创新和创造精神。
四是严格细致而又人性化的管理。
在洋思中学,校长是管理者,教职工是管理者,学生也是管理者。学校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要求人人自觉执行并互相影响监督。这些管理突出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护。每天早操、间操,蔡校长都会用广播向同学和老师们讲几句话,比如,针对学校实际,对师生应注意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很多讲话都体现了对师生的感情关怀。有时天气变冷了,蔡校长就讲:“同学们,今天天气降温了,同学们抓紧回宿舍加一件衣服。”有一次笔者和蔡校长一起看校园,两个女同学过来很有礼貌地说:“校长,天气开始热了,每周一次洗澡太少了。” 蔡校长想了想亲切地对她们说:“好!我们商量一下。本周起每周就增加一次。”
五是因为上述这一切取决于有一个好校长。
洋思中学是同蔡林森校长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蔡校长同许多名校长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有很强的公信力,他的教育思想、管理水平、人格魅力,使他在学校和当地社会具有很高的威信。最难得的是他是一个无私的典范。他把一切都献给了洋思中学。他天天在为学校的发展谋划,天天在为每个教师和每一个学生着想,他的许多行为都令人感动。
今天我们的学校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学校和教师、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好校长,像蔡林森这样的好校长。有了成千上万个好校长,成千上万所的好学校就会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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